看网络舆论怎样干预司法审判

　　在2009年下半年，全国各地的网络上被热烈评论的两起刑事案件，最后都有了结论。一起是2009年5月10日发生的湖北省巴东县“邓玉娇故意伤害案件”，邓玉娇被以防卫过当、有心境障碍、有自首情节等理由，经一审法院于6月16日判决，犯有故意伤害罪，免于刑事处罚；一起是2008年12月9日深圳机场清扫工梁丽“捡”到价值300万元的黄金案件，在被以涉嫌盗窃罪逮捕后，本来说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，2009年5月11日报纸上首次报道此案，引出网上热议，最后是当地检察机关认定只是涉及侵占罪，不属于公诉案件，而被侵占一方，即丢失黄金的公司表示不起诉，于是，2009年10月10日，当地公安机关宣布撤案。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，都已恢复自由。而据近期报道，梁丽还说，要追究那个当时丢失黄金的人，自己的“不幸”都是这个人造成的，那个单位一定要把那人开除！

　　两起案件的判决(或处理)，真是匪夷所思，叫人大跌眼镜。法律当然是一门专业的学问，但是，它也不外乎普通公民能掌握、能理解的一些常识。这些判决(处理)与人们的常识大相径庭，实际上是与网络上并延伸到报纸上的热议有关。“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顾问郑剑民认为，检察机关作出明显有利于梁丽的结论，是‘法律对舆论的让步’，明显有违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’的原则，对于规范社会道德起到了不当的示范作用”(引自新华社2009年9月29日深圳专电报道)。笔者也认为，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法律的胜利，但同样也看不到网络舆论或曰网络监督的胜利，而只能看到司法一方对网络的让步和恐惧，只能看到网络舆论被非理性言论的绑架。

　　这两起案件的报道过程、网络议论过程，和立案、审判过程，是交织在一起的。木已成舟，没有人能够改变司法的结论，但是，对这一过程的回顾，有益于认识网络舆论形成的规律，防止社会主流舆论被误导被绑架，防止法律方面发生偏差，是有其意义的。

　　一、案件的情节不真实，是制造不良舆论产生的基础

　　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后，从各方材料及判决书印证，已经可以看清楚每起案件的真实细节，与一开始的报道是大不一样的。

　　以第一起案件为例。邓玉娇是湖北省巴东县某宾馆KTV的服务员，这一天她上班较早，水疗区里还没有客人，她进去用那儿的水洗衣服。这时，当地的几位干部来了。其中的黄德智，熟门熟路地进入了邓玉娇洗衣服的水疗区包间，把门锁划上，要求邓玉娇陪他洗澡。邓玉娇说自己不是这里的服务员(可见她也是明白水疗区之奥妙的)，于是就抽身出去，到她应该在的休息室。这时候黄德智可不干了。他觉得，既然你不是干这个的，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包间里？“服务”货不对板，黄德智进入休息室，责骂邓玉娇，领头的邓贵大觉得自己有责任帮一把，也进入休息室责骂邓玉娇。休息室里是有其他人的，领班也被找来调解争执，他要求邓玉娇离开休息室以息事宁人。邓贵大不让邓玉娇离开，他两次拉住邓玉娇，把她推坐在沙发上，逼着听他的责骂。邓玉娇拿出水果刀来，两刀刺死了邓贵大，黄德智上前阻拦，也被邓玉娇刺伤。邓玉娇放下刀子，打电话给派出所，说自己杀人了。她随即被派出所人员带走。

　　自古杀人要偿命，只是有若干理由可以减轻罪责，但减到“零”的极少极少。邓贵大只是对服务不满意(尽管这种“服务”是不正当的)，这属于常见的服务纠纷，一般人们都倾向于顾客一方。按照常识，争议的双方动手打架了，谁动用刀子、手枪，就是使矛盾升级，谁就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。争争讲讲之间，人家连殴打的事都没有(只是用一些人民币搧击邓玉娇的脸部和肩部)，你却动起了刀子，把对方杀死了，却又被找出来“心境障碍”的理由，断定是只可承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，没事了！当时能正常上班，近期能正常地在外地打工，也能与顾客争辩是非，可见心理是正常的，不过是曾经买过药治疗自己的抑郁症，用的“心境障碍”一词相当生僻，不过是“抑郁症”的升级版，但，谁听说过“抑郁症”可以免罪？

　　以第二起案件为例。这是2009年5月11日由广州的一家报纸报道出来的，原始报道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倾向性，说是机场清扫工有可能“捡”来无期徒刑，因为她看到机场的垃圾筒旁边有个乘客不要的纸箱子，就拿回家去了，不料里面有价值300万元人民币的黄金！于是，按盗窃罪，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。报道突出“垃圾筒旁”几个词，倾向就很明显了。以后的机场监控视频显示，当纸箱的主人离开纸箱只有33秒，梁丽就出现在纸箱旁边，半分钟后，她是从乘客的行李车上把纸箱拿走的！她马上把纸箱子放进了一个男厕所。动作之熟练，心机之复杂，已经显现得明明白白了。她是个女性，这样的作法虽然就是有贪占之心，想躲过随即而来的追查。吃饭的时候，她告诉同事们，她捡了一箱很沉重的东西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她的这些同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。马上有两个人打开箱子，拿出一小包，在机场里面的一个黄金柜台去化验，证明这是黄金。这两个人干脆就把那小包黄金拿走了！梁丽明知是黄金了，仍然在下班时间把箱子拿回了家。当警察来到她家，要她交出的时候，她说是没捡到，被警察从床底下翻出来了。

　　请原谅我用这么多的篇幅说起案件的真相，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于“先入为主”，对后来的更真实的资讯反而不很注意。但正是当时不真实的资讯，才引出了那么强烈的网络舆论，好多人的发帖、跟帖，也是建立在那些不真实资讯基础之上的。

　　二、原始报道发表后，媒体产生了自己的利益，在后续报道中向自己的最初报道倾斜

　　没有一家媒体，不希望自己的报道引起轰动效应的。如果自己带有倾向性的报道，最后被社会舆论否定，那就是媒体的悲哀。所以，某些媒体继续往自己的预先设定方向报道。如第二起案件梁丽“捡”金案，一开始的报道说是在“垃圾筒旁边”捡到的，却偏偏不说明，是从乘客的行李车上拿走的，这都是话里有话，大有玄机。从文字上看，你不能说它的报道有错，凡飞机场必有垃圾筒，机场里面任何一块地方都会在某一个垃圾筒旁边，或几米，或几十米，这就是“春秋笔法”。而以后，这家报纸报道了广州某法学教授的谈话，又进一步说成了“在垃圾筒里捡来的”，这更是无辜得让人下泪了！而当初纷纷转载的媒体，也同样形成了自己的利益，希望事件的发展，与自己的报道方向是一致的。有的报纸配上漫画，画的就是梁丽从垃圾筒里捡手铐。当2009年10月10日，深圳市公安机关宣布对梁丽撤案的时候，有的媒体用的是大字标题《“我想告诉儿子，妈妈不是贼”》，旁边配以大幅照片，梁丽笑得一脸灿烂。只不过是人家不起诉罢了，怎么不是贼？侵占了人家巨额财产，竟然大照片上了报纸，好像当了市劳模似的！在第一起案件里，报道媒体及转载媒体后来又接着论证“邓贵大是强奸”，那么，被人防卫刺死就是死有余辜了。但是，这明显不是事实。在有好多服务员及宾馆领班在场的情况下，不知有什么人会脱了衣服当众进行强奸。到这时候，媒体也不讲它们一贯坚持的“无罪推定”原则了，死咬住“就是强奸”。还有的媒体也是接续报道，说是两名自己赶到巴东县的律师，相聚抱头痛哭，因为邓玉娇的乳罩被她妈妈洗了，而乳罩很可能有邓贵大进行性侵犯的证据！媒体又在不断发问，为什么她妈妈多少天也不洗，在派出所跟她谈过话之后就洗了呢？这样的报道，无疑是在往“邓贵大犯有强奸罪，公安局帮助销毁证据”上面引。

　　三、网上发言往往标签化、情绪化、原生态，而且不会有人更正

　　第一起案件一传出去就引起了轰动。三个元素：女服务员，进行嫖娼活动的官员(哪怕他的级别极低，是股长级，比科长低一级，而城市里因其小一般不设这一级)，动刀子杀人了！立刻，“巴东侠女”，“用修脚刀对付腐败官员”，引来声声赞叹。所谓“修脚刀”云云，是由宾馆服务员联想到修脚女，再由修脚女联想到修脚刀，再由此联想到反腐败，人物被按照社会身份而标签化，事件被跨跃式地联想化，真相也就被置于一边了。网络上一片喊打喊杀之声，还有网民自己跑到巴东县去声援邓玉娇，去进行所谓“调查”，在网络上活跃的几名律师也自己到那里去了。从法理上来说，嫖娼行为(及对应的卖淫行为)在我国属于治安案件，并不算刑事犯罪(只有在其中起组织、容留卖淫作用的如宾馆负责人算是刑事犯罪)。嫖娼行为是应该受到打击，也轮不到你老百姓替天行道，动刀杀人呀！就算刺杀邓贵大算是防卫，那把拉架的黄德智刺伤又算是什么？网络都说是邓贵大把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，是要强奸，所以，邓玉娇动刀子是合法合理的。可见，有的网民是把自己放在网上判官、替天行道的位置上去了。

　　在网民第一次就事件发言之后，以后的资讯陆续传来，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，发言者按道理会对自己的想法有所修正，可是，一般来说，这时候他们反而不会再发言，来更正自己的意见了。这样，留在网上的，只是最初的不成熟的意见。

　　也不排除网络上有一些失意者，凡是体制内的东西，他全都表示反对，为反对而反对，所发的言论很偏激，无理性。反正也无法追究，先骂个痛快再说！

　　第二起案件也有好多标签性的符号，报道媒体把它突出得淋漓尽致。一头是收入很低、社会地位低下、外来到广州的机场清扫工，无意中在垃圾筒旁捡到，另一头是巨额黄金，无期徒刑！无辜受害，这怎么得了？有些人的脑子里，还是三四十年前中学教科书上的东西：凡穷人都是道德高尚的，不可能去偷东西；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做了对比：某些贪官贪污了上千万元人民币，也没判处死刑，一个社会底层的清扫工，凭什么要这么重判？

　　以报纸而论，是经过编辑、责任编辑、总编辑等层次，还有校对组(有的报社还加上了检查组)等从文字上把关，已经是字斟句酌、多层复核了，还有可能出现各种纰漏，甚至是政治上的纰漏，那么，网络上随机的、不经再次思考就发出去的评论，属于原生态性质，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漏洞，我们不必把它看得很权威很可靠。它可以代表一部分民意，但毕竟不是科学的理性的民意。

　　四、舆论干预司法不行，网络干预司法也不行

　　关于舆论干预司法的问题，是新闻界三令五申、必须注意的一件大事。过去就有个说法，说“张金柱是被报纸写死的”。河南省郑州市的民警张金柱，1997年汽车肇事，在汽车撞死一人之后，另一被撞者已经被卷在汽车的下面了，他竟然继续开车往前走，经记者连续报道之后，他被处以死刑。这件事到底算不算新闻干预司法，尚无定论，但从那以后，新闻界已经注意到，一定要防止新闻干预司法。这一点也被列入到《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》里了，文字表述是“维护司法尊严。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、定罪和案情的报道；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，应符合司法程序。”传统的舆论干预司法已经有了预防的办法，可是，新的媒体如网络，其舆论形成的过程中，编辑的作用很小，怎样防止这样的舆论干预司法，还是一个新的课题。这也是本文对此进行探讨的原因。

　　其实，网络上的舆论，其来源还是传统媒体的报道，目前我国的网络媒体大都没有报道采访权。那么，要严格把住传统媒体关，掌握好新闻报道的导向，尽量考虑周全一些，就会避免引发不当的网络舆论。另外，不管什么人、什么机关，都应该考虑到，网络言论的权威性、正式性，远低于报纸言论，因此，对其的重视程度，可以相应地低于报纸言论。

　　五、司法审判不应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

　　记得三四十年前甚至一二十年前，在中国内地大街上常常张贴死刑判决书，上面往往有一句“民愤极大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，所以，要判处死刑。后来就有人说了，法律判决与民愤无关，这句话也就不出现在判决书上了。法律是事先定好的规则，是刚性的；而民愤则是有起有伏的，是弹性的，今天看这个人皆曰可杀，到明天也许有了新的认识，可是，杀掉的头接不回来了。同样，今天认为应该放掉的人物，以后再有新的认识了，也很难再抓回来了。

　　屈服于网络民意的司法判决，必然会影响到它的公正性，而且开了一些很不好的先例，让以后的判决无所适从。比如这一次对梁丽“捡”金案的处理，明显不利于传播正确的是非观、法制观。有人说，以后人们可以到机场去随便拿乘客在行李车上的东西了，反正公安局、检察院都认为无罪，只有丢东西的乘客可以起诉，可是飞机一开他们就走了，谁会舍得花钱，再来这里向法院起诉？

　　司法是用强制性的手段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；媒体是用传播性的手段，引导树立人们的道德观念，从思想意识、社会风气、道德评价上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。司法是独立的，不受媒体影响。而媒体也不要对司法形成压力，施加影响。导向正确、细节准确地报道案例，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。追求轰动效果，追求眼球效应，则会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。本文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，希望能够引起新闻界同仁的思考和批评指正。

来源：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(CJR)　
　 (作者单位：大连日报社)